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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现苓:积极应对后人口转变 努力创建友好型社会

时间:2018-01-08 来源: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

——2017年“可持续发展视野下的人口问题:生育转变与社会政策应对国际研讨会”会议综述

为深入了解后人口转变时期的人口发展,探索建立生育友好型社会,365体育投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和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处于2017年12月3日至5日在北京联合举办“可持续发展视野下的人口问题:生育转变与社会政策应对国际研讨会”。会议共收到论文30余篇。来自美国、英国、荷兰、捷克、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泰国等国家的18名国际知名专家和来自全国各高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妇联等研究机构的150余名著名学者,以及来自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官员和来自联合国人口基金、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国际组织的专家参加了本次会议。与会者就“生育率转变”、“生育率下降的原因及后果”、“低生育率的社会政策应对”、“全面二孩政策的影响”以及“人口老龄化”5个主题进行了发言和讨论,现将其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世界生育率转变及特点

世界人口生育率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经历了巨大的变化。20世纪70年代,生育率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发达地区妇女总和生育率平均在2.15左右,而不发达地区妇女总和生育率高达5.42。在随后的40余年内,全球生育率发生两个明显的改变:一是多数发达国家妇女总和生育率继续下降,降至更替水平以下,如欧洲、加拿大、日本和新加坡等地区和国家;二是发展中国家妇女总和生育率降至更替水平左右,尤其在中国、巴西和韩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60年代5至7之间的高水平迅速下降至2010年左右的2以下,标志着这些国家进入生育率后转变时代。这些改变一方面缩小了生育率在世界范围内的显著差异,另一方面也对全球人口形势和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由此,生育率变化(或称为生育率转变)被称为20世纪对人类社会影响最深远和最重大的变化。

生育率在不断降低的总趋势下,亦表现出极大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按照不同地区和国家生育率水平、下降时间及速率的不同,人口在100万以上的国家可被划分为四组:第一组地区的妇女生育率近期才下降至更替水平左右,未来生育率的变化可预期,主要包括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穆斯林主要居住区以及南亚(越南和缅甸除外);第二组地区和国家包括讲英语的主要国家、讲法语和荷兰语的欧洲国家以及北欧,这些地区的妇女生育率在30年前或更早就已降至更替水平,其后一直维持在更替水平左右;第三组地区和国家的妇女总和生育率在20年前左右降至更替水平,随后生育率或立即或短暂间歇后继续下降至更低水平(1.5以下),并长期维持在该较低水平,这部分地区和国家包括南欧、讲德语的国家以及东亚和东南亚的发达地区;第四组主要是指东欧和中欧国家,其妇女总和生育率早在40年前即已下降至更替水平左右,直至20世纪90年代这些地区和国家的经济出现崩溃,妇女生育率一直徘徊在更替水平左右,期间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受社会经济危机的影响,妇女生育率甚至下降至1.5以下,但近些年来这些地区的生育率出现回升趋势,再次回到1.5以上的水平。

近些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发展逐渐迈入低生育率或极低生育率时代,关于后人口转变、低生育率陷阱、后生育率转变等的讨论逐渐成为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关注的焦点和热点话题。纵观世界范围内已经或即将经历后生育率转变的地区和国家的人口实践,可以发现,在后人口转变时期生育率的变化呈现出一些规律性的特点。第一,后人口转变下时期生育率的变化不存在固定的稳定阈值,但是目前在学术界和政策制定领域仍有观点将时期生育率稳定在更替水平左右视为政策设计的长期目标,这与真实的人口发展实践并不符合。第二,时期生育率经常会降至极低水平,如20世纪90年代南欧和中东欧,以及随后韩国、台湾和香港,生育率都曾短暂降至1.3以下,但这更多的是一种暂时性的人口现象,是时期生育率受进度效应影响所致。第三,在生育率向极低水平转变的过程中,经历后人口转变的发达地区和国家在生育率水平上差异非常显著,极低生育率地区主要集中在东亚、南欧和中东欧,比较而言,西北欧、美国、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的生育率水平相对较高,维持在更替水平左右。第四,在过去数十年里“推迟转变”(Postponement Transition)对时期生育率具有抑制作用。从20世纪70年代的西欧、美国和日本开始,由于受妇女就业地位提升、中级及高等教育发展、避孕技术及知识普及、经济环境不稳定、伴侣关系和性行为转变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妇女生育和家庭组建逐渐推迟,并通过进度效应直接影响时期生育水平的变化。第五,“推迟转变”历经三个阶段,在不同阶段对生育率的影响不同。初始阶段中女性开始推迟生育,初育年龄上升,总和生育率迅速下降;第二阶段中女性初育年龄保持增长趋势,进度效应继续发挥作用,总和生育率维持在较低或极低水平,期间政策制定者关注低生育率带来的长期负向影响并着手制定生育友好型家庭政策,这一阶段通常会维持数十年;第三阶段属于生育率回升时期,这一阶段女性初育年龄推迟速度减缓直至停止,进度效应逐渐消失,总和生育率逐渐达到与终身生育率相近的水平。第六,后人口转变时期生育率的变化没有固定的方向,或上升,或下降,或反复。从过去及现在各国生育率的发展轨迹看,不存在生育率下降再回升的确切阈值,生育率的变化是不稳定的,在部分国家生育率降至极低水平后不再回升,但在另外一些地区却出现稳健的回升趋势,如欧洲部分地区和加拿大魁北克省。

二、亚洲地区的人口发展与生育率转变

亚洲人口发展在世界人口发展史中一直占据重要的地位。在人类历史过去的两千年内,绝大多数时间亚洲人口和经济占世界总量的份额徘徊在三分之二左右。时间进入19世纪之后,世界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区域形势发生了明显转变。1820年,亚洲人口仍占世界总人口的68%,经济占59%。此后至1950年,亚洲占世界人口的份额下降至55%,经济更是大幅度下降至19%。20世纪中叶,人类历史迎来新的篇章。此时,亚洲国家通过民族战争逐渐独立,社会经济与人口发展进入新的阶段。至2005年,亚洲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回升至59%,经济所占份额迅速攀升至42%。由此,亚洲被普遍认为是全球发展最有活力的地区之一。

聚焦于亚洲各国的人口转变,其过程亦存在鲜明的特点。与西方世界相比,亚洲地区的人口转变开始时间较晚,但转变速度较快。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亚洲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在42岁左右,妇女总和生育率为5.8左右。至2010-2015年期间,亚洲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增长至71.6岁,生育水平下降至2.2左右。尤其在东亚地区,高寿命、低生育已经成为该区域人口形势的重要表现。特别指出,目前亚洲各国的生育率水平不一,生育率下降的起始时间和速率也存在较大差异,以此为据可将其划分为四组(见表1)。其中,第一组是生育率转变的“领跑者”,这部分地区和国家生育率转变开始的时间较早,下降速率较快,生育率基本已降至更替水平以下,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第二组地区和国家的生育率下降速率较快,但转变开始时间较晚,目前仍处于转变过程中,如孟加拉、老挝、蒙古、尼泊尔、巴基斯坦等;第三组地区和国家的生育率转变开始时间虽然较早,但下降速率较慢,包括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第四组是阿富汗、伊拉克、巴勒斯坦、东帝汶和也门,这五个国家生育率转变开始的时间较晚,下降速率也较慢,属于生育率转变中的“落后者”。

根据目前亚洲人口发展的特征和轨迹,可预测未来亚洲人口发展的态势。首先,在未来三十年内,亚洲人口的生育率和死亡率将持续下降,但各国下降幅度和速率将存在一定差异。其次,亚洲人口总量将持续增长,直至21世纪中叶,但增长速率会逐渐减缓。2015年,亚洲人口总量为44亿,至2055年将增长至53亿左右。第三,亚洲人口年龄结构将发生显著改变,且各国差异明显,年轻型人口与老年轻人口并存。第四,由于人口继续维持增长态势,亚洲人口密度将会进一步增加,在2055年达到170人/平方公里。第五,城镇化进程持续推进,但城镇人口增速将放缓。第六,跨国人口迁移与国内人口迁移都将持续增长。第七,婚姻与家庭将发生重要变革,婚姻模式(初婚年龄、终身未婚、同居等)变化明显,家庭结构与居住方式也在悄然改变。第八,从受教育水平看未来亚洲人力资本将会进一步增加,但与其他地区(非洲除外)相比仍将处于较低水平。

三、关于中国生育率的讨论及全面二孩政策的影响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我国妇女生育水平进入迅速下降的阶段,在90年代进一步降至更替水平,近些年更是徘徊在较低水平。针对我国生育率真实水平及下降原因的研究浩如烟海,在学术界、政府部门以及社会大众中均引起广泛的讨论。20世纪90年代,多次生育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已下降至更替水平以下,学者们认为这是我国长期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和调查统计时出生漏报两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对于我国妇女的真实生育水平,学术界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论。一部分学者认为我国早在90年代后期就已踏入低生育率陷阱,正如调查数据结果所示;另外一部分学者则认为我国生育率的真实水平并没有调查数据结果显示的那么低,由于出生漏报现象普遍存在,各项生育调查,包括人口普查,数据质量存疑。

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我国人口统计数据的准确度和真实性较高,数据质量非常好,但是其后由于各种原因,人口统计,尤其是出生统计的数据质量出现诸多问题,直接利用调查数据估计我国生育率水平缺乏说服力和可信度。目前,在我国政府部门中公安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及国家统计局均收集出生统计相关数据,但是这些数据往往存在不同程度的登记漏报问题,很少直接用于生育水平的估算。人口普查数据亦收集出生人口的相关信息,但在利用普查数据进行生育率回推时需要考虑到出生漏登以及低龄组(10岁以下)漏报问题,需要对普查数据进行适度调整后方可使用。除上述数据外,教育数据和户籍统计数据可用于出生率的估计。其中,教育数据是小学入学人数统计数据,2000年以后我国小学入学率高达99%,可近似认为所有适龄儿童都已入学,被教育统计数据覆盖。另外,户籍统计数据是公安户籍登记系统收集的分性别、分年龄的人口数据,考虑到户口和身份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该数据囊括了几乎所有的中国公民,尤其是5岁以上的人口。

利用不同来源的数据进行验证,可粗略评估出生统计的数据质量,进而估算我国妇女在过去十余年时间内的真实生育水平。首先,利用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教育数据以及户籍统计数据,对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出生漏报进行粗略估算,结果分别是10.0%、15.8%和7.4%。其次,利用不同来源数据回推2000-2009年我国年度出生人口规模,不同数据的估算结果差异较大(见表2)。最后,可进一步估算2000-2009年期间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利用未调整的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推算的结果最低,妇女总和生育率在1.33-1.53之间;利用教育数据回推的结果最高,妇女总和生育率在1.65-1.80之间;利用调整后的2010年普查数据进行估算,妇女总和生育率在1.48-1.69之间;通过户籍统计数据的推算,妇女总和生育率在1.50-1.68之间。利用Brass的P/F比率模型,进一步估算出2010年我国年度出生人口数及妇女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678万人和1.66。

学术界关于我国妇女生育率的讨论,更多地是出于对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考虑。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人口形势与以往迥然不同,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接踵而至,如低生育率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失独家庭问题等等。为应对新的人口形势,近些年我国政府对生育政策进行了诸多调整和完善,在2013年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在2016年进一步放宽生育限制,允许所有夫妇生育两个孩子。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对我国人口发展和社会经济建设都将产生一定的影响,其中对妇女生育率的影响是最直接和最明显的。首先,我国生育政策关于生育数量的规定,本质上是限定了妇女的终身生育率,那么政策调整后妇女的终身生育率势必受到直接影响。纵观1935-1969年出生的不同队列妇女的终身生育水平,可以发现妇女终身生育水平随出生年份的推迟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一方面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受到婚育模式改变(如婚育年龄推迟)的影响。队列生育水平的变化在时期维度上直接反映在总和生育率的变化上。在低生育率背景下,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为减缓或阻止妇女终身生育率下降提供了较为宽松的政策环境,但是更重要的是制定相关支持政策鼓励妇女生育,减缓婚育年龄的推迟。其次,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也会影响时期生育水平的变化。考察1995-2015年期间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和不同胎次生育率的变化,可以发现总和生育率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胎生育率下降引起的。2009年之前,我国妇女一胎生育率在1左右徘徊,其后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在2010年后更是维持在0.8以下的水平。与之相反,二胎和三胎及以上生育率基本维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其中二胎生育率在2011年之后甚至出现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在2014年达到0.46,这也反映出我国生育政策调整的效果。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二胎生育率的上升并不能完全弥补一胎生育率的下降,导致我国总和生育率整体表现为下降趋势。全面二孩政策的主要发力点集中于二胎生育,对一胎生育率的直接影响并不明显。

生育政策的调整会影响个体的生育行为以及家庭的生育决策,对妇女生育水平具有直接影响,同样也会影响与生育相关的其他行为,如育龄妇女的避孕使用。生育政策调整对育龄妇女使用的避孕方式和手段的构成产生明显影响。生育政策调整后,育龄妇女使用IUD(宫内节育器)的比例轻微下降,选择绝育手术的妇女比例明显下降,而避孕套使用率则显著增加。尤其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自2015年下半年开始避孕套使用率的变化非常明显。总而言之,生育政策调整后,育龄妇女使用短效、自我管理式避孕药具和方式的比例上升,使用长效、专业性避孕药具和方式的比例下降。但是不同省份存在一定区域差异,与各省之前实行的生育政策类型及政策力度存在紧密联系。虽然在大多数省份IUD和绝育仍然是最常用的两类避孕手段,但是不可否认避孕套的使用已经越来越普及,逐渐成为育龄妇女避孕的重要选择。

四、低生育率的原因及后果

生育在人口学领域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关于生育率下降的原因解释一直是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们关注的重点,在过去数十年里相关的理论假说和实证分析层出不穷。其中,人口转变理论作为最经典和最具代表性的理论,为研究人口发展,包括生育率、死亡率与自然增长率,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基本的分析框架。虽然相关的数据分析并没有证明经济发展速率与生育率下降速率之间存在确切的首位联系,但是所有工业国家都或早或晚经历了人口转变的历史事实证明了人口转变理论的普适性。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人口转变理论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拓展,期冀提出能够更好解释生育率下降的理论和假说。但是,基于人口转变理论基础的相关学说在解释生育率转变时,存在两个局限和不足。一是其基本的分析框架都依托于源自现代化理论的相关前提假设,而现代化理论长时间以来深受发展学专家们的批判和质疑。二是相关理论和学说的构建机制存在问题。在对生育率下降进行解释时,相关理论和学说将生育率下降区分为两部分内容:一是从长期来看人口发展不可避免的生育率下降趋势,以人口转变理论为基础的分析框架可以加以解释,被称为主要方面(Primary Aspects);二是生育率下降的时间和速率,人口转变理论并不能解释这些因子的变化,被称为次要方面(Secondary Aspects)。根据创建的理论能否给出相关的解释,研究者将研究对象的内容进行等级或层次划分,这从理论创建的角度来讲就是不合适的。

人口转变理论作为人口学领域最经典的理论,更多地关注于解释人口发展的共性,对不同人口发展的异质性或差异性的系统性解释不足。因此,有必要在人口转变理论中引入生育路径(Fertility Pathway)的概念,加入比较性的分析视角。生育路径概念不仅仅包含一系列生育率测算指标,更重要的是还包括与中间生育率变量(Proximate Determinants或者Intermediate Variables)密切相关的一系列行为,如生育控制政策实践、避孕和人口流产等。生育路径概念包含两个基本要素:一是个体或者夫妻在两性关系和婚育行为上的决策;二是影响其决策的相关制度安排。生育率指标(如总和生育率、粗出生率)的任一变动实际上都是中间生育率变量或单独或综合作用的结果,不同行为或中间生育率变量按照不同的方式组合可以构建不同的生育路径,而不同的生育路径造成的生育率下降模式也有所不同。

除理论探讨外,关于生育率下降原因解释的实证分析也是学者关注的重要方面,相关研究多如恒河沙数。导致生育率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综合而言,可分为三类。一是人口现代化发展进程涉及的相关要素会导致生育率下降。如,在家庭理想的存活子女数一定的条件下,死亡率下降和预期寿命提升促使夫妻实际生育的子女数下降;有利于人口数量控制的相关技术和知识的发展与普及;妇女受教育水平的提高;等等。二是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相关意识形态的产生与发展。如,社会原子论以及女权主义的发展促使妇女更加重视个人价值,推迟婚育;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降低了父母在老年时期对子女的依赖;全球人口流动与迁移的日趋活跃,客观上抑制了妇女怀孕及子女养育。第三,生育率下降还会受其他一些变量的影响。如,人们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水平之间的差距,及其反映出的对家庭政策的潜在需求;由于年轻人数量减少,导致其地位的相对提升;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念的产生;文化多样性与差异性。

聚焦到东亚各国的生育率转变实践,其生育率的下降亦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导致目前东亚地区极低生育率现象的出现。在东亚地区,与极低生育率现象密切相关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第一,消费主义的盛行。过去,东亚女性往往以家庭主妇的角色出现,主要责任是照料家庭,在当时人们的生活水平较低。但是在现代社会,人们对生活水平预期的增长显著快于家庭收入的增加,女性越来越多地进入劳动力市场,双职工家庭成为人们普遍认可的权衡性选择。第二,劳动力市场的不确定性。2014年,OECD国家劳动力平均周工作时间在60小时以上的比例为8%,日本是13%,韩国高达26%。此外,东亚地区劳动力发生工作调整的频率更高。OECD国家男性劳动力从事每份工作的平均期限为10年,女性是9.5年;而韩国男性是7年,女性仅4.5年。收入和就业的不确定性导致男性或自觉或被迫地不倾向选择结婚,而女性在受教育程度和就业领域的成就又促使她们更加注重个人价值和个人独立,也不倾向选择结婚和成立家庭。第三,住房不足及居住成本的增加。虽然住房不足和房价上涨与人们婚育行为之间确切的数量关系尚无定论,但在东亚的所有主要城市中,住房不足和居住成本增加已经成为限制家庭规模及年轻夫妇生育行为的重要因素,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第四,子女养育成本不断上升。据调查显示,在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子女养育成本的增加是限制家庭子女数量的主要因素。第五,“军备竞赛”式的教育理念和环境。在东亚国家,父母对子女教育非常重视,普遍希望能够培养出“成功”的子女。父母将子女的学习表现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也由此导致补习学校的普遍存在。在韩国,75%的孩子除正常入学外还需要参加课后补习班。由于传统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影响,母亲在子女教育或学习表现上承担更多的责任和压力,导致女性会因为婚姻和生育等事件的发生损失更多的个人利益。第六,工作-家庭双重角色冲突对女性的影响。第七,缺乏家庭友好型政策及工作环境。东亚各国缺乏家庭友好型的社会政策和就业环境,为了照料年幼子女,父母(尤其是母亲)不得不在职位晋升上有所牺牲,并承受来自工作同事的压力。另外,性别不平等和同工不同酬等问题,都会影响个体和家庭的生育决策。

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生育率的下降虽然起步较晚,但下降速度非常快。在诸多影响我国生育率变化的因素中,家庭结构变迁与子女照料是必须提及的方面。在过去数十年里,我国家庭结构经历了深刻的变革,家庭户规模不断缩小,小型化、核心化和多元化成为我国家庭发展的鲜明特征。快速的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生育政策、城镇化等是导致我国家庭结构变迁的主要推动力。发生在家庭内部的革命显著影响年轻夫妇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在上海的调查显示,80%以上的年轻夫妇需要父母提供子女照料帮助。家庭支持逐渐成为年轻夫妇二胎生育决策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此外,在分析女性在家庭照料和子女养育中的角色与责任时,有必要纳入代际视角。在中国家庭中,除母亲外,(外)祖母在孩子照料方面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外)祖母在子女照料方面提供帮助,可以减少母亲的时间花费和精力投入,有效缓解母亲的负担。据2014年国家家庭户追踪调查(National Household Panel Survey of China)数据显示,一岁以下的婴幼儿中67.1%主要由母亲照料,但对于1-5岁的儿童,母亲承担主要照料责任的比例下降至44.4%,(外)祖父母是主要照料者的比例上升至41.4%。因此,在分析家庭生育决策及生育对女性的影响时,有必要将代际视角纳入分析框架,既要考虑母亲一代,也要考虑(外)祖母一代。

生育率的下降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反过来低生育率又会对社会、经济、家庭及个体等产生深远的影响。在(极)低生育率国家,人口变化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已经成为政府和社会大众关心的重要议题。在宏观层面上,政府及公众对(极)低生育率影响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极)低生育率背景下,妇女生育水平长期走低,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劳动力数量减少及结构老化,意味着人口环境发生剧烈的变化,随之而来的是经济发展活力的降低。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低生育率背景下,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推进将加重家庭和社会的养老负担,而劳动力数量减少及结构老化带来的税收下降又会进一步恶化政府公共预算形势。其次,从长期来看,低生育率会导致人口再生产出现问题,人口总量开始缩减,出现负增长。从微观层面看,生育对女性个体发展具有显著的影响,尤其影响女性的就业表现和劳动力市场地位。职业女性受到来自性别与母职的双重“惩罚”,具体表现在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职业稳定性以及收入水平等各方面。婚姻和生育状态将会显著影响女性的职业稳定性;有子女则会明显降低女性的工资水平。

五、应对低生育率的政策实践

低生育率对人口均衡发展和社会经济建设均会产生显著的影响,为应对其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各国政府纷纷采取相关政策行动,以鼓励夫妇生育、提高生育率。纵观各国应对低生育率的政策实践,按照实施方式、政策内容、期限范围、目标人群等,可大致划分为七类。第一,带薪产假/陪产假。对于生育家庭,部分国家实施性别中立的休假制度,按照一定比例分配给母亲和父亲。此外,由社会保险向生育女性提供现金津贴,医疗保健体系负责提供医疗服务。第二,一次性生育津贴。虽然与周期性的儿童补助金相比,一次性生育津贴(通常为500-1000美元左右)的实施效果相对较差,但是在东欧国家依然是政府为促进生育而采取的首选政策手段。一次性生育津贴的数额往往与生育胎次有关,因此,家庭在二胎及以上生育时可以获得的一次性生育津贴高于一胎生育。第三,周期性的儿童补助金。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有类似月度儿童补助金的制度安排。另外,社会福利制度不仅可以用于扶贫和调节收入再分配,而且通过儿童补助金的形式将财富从子女数较少的家庭转移到子女数较多的家庭。针对西欧国家的研究表明,家庭福利或子女津贴水平更高的国家(如法国和卢森堡公国)出生率也高于福利水平较低的国家(如西班牙、波兰和意大利)。第四,住房补贴。针对城市地区住房成本高涨的现状,有些国家通过住房补贴的形式降低家庭由于住房问题而在生育决策时的担忧,以鼓励家庭生育。针对有子女的年轻夫妇,政府出台相关优惠政策,保障他们能够优先申请国有住房。第五,免费或补贴式的托儿服务。为帮助职场父母平衡家庭与工作的关系,政府提供免费或者补贴式的托儿服务,向具有不同社会背景的儿童提供相同的照料服务和平等的机会。第六,不孕不育治疗服务。由政府资金作为支撑,向生育困难夫妇提供辅助生育(Assisted Reproduction)技术帮助,如体外受精等。尽管辅助生育技术对提高出生率的潜在贡献相对较小,但依然是除生育津贴、产假/陪产假等传统政策手段外的一种选择。第七,弹性的工作时间。通过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帮助女性(和男性)灵活就业、更好地平衡子女照料与工作之间的关系,是促进年轻夫妇生育的最有力手段。在生育率相对较高的部分北欧和西欧国家,劳动力兼职或灵活就业的现象较为普遍,尤其是女性。相反,在南欧、日本和韩国,女性的工作时间较长,这些国家和地区往往出现极低生育率现象。

在低生育率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行动。虽然各国在促进生育率方面的具体实践各有不同,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向。一是财政激励性政策,如生育津贴等;二是促进家庭-工作平衡的支持性政策,如产假/陪产假、弹性化的工作时间;三是家庭友好型的社会变化,如家庭内部的性别平等、生育友好型的社会环境等。

发达国家在家庭政策方面做出了诸多尝试和努力,对我国家庭政策改革和创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具有很好的启示和借鉴意义。目前,我国人口建设的重心已经从数量问题逐渐转移到结构和素质问题,进入人口发展的新篇章。在人口环境剧烈变化、社会结构变迁、经济转型交织的365体育,如何通过有效的政策设计应对新的人口问题和挑战,成为摆在国家和政府面前的重要命题。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为鼓励夫妇生育,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在国家层面上,最新修订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明确规定,“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可以获得延长生育假的奖励或者其他福利待遇”;“妇女怀孕、生育和哺乳期间,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特殊劳动保护并可以获得帮助和补偿”。在省级层面上,除新疆和西藏外,其余29个省/市/区均延长了女性产假,从30天到90天不等;陪产假则从7天到30天不等。在政策设计方面,政府越来越重视家庭的地位和作用,将家庭作为社会支持和社会福利的基本单位,包括现金补贴、税负减免、母亲产假、父亲陪产假、亲职假、育儿假、托儿服务、早教等。这些政策行动对鼓励生育、提升儿童发展、降低生育对女性事业的影响、促进家庭-工作平衡具有积极的意义。

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家庭政策领域仍有很长的道路要走。虽然在产假和陪产假方面,政府已做出积极的尝试和努力,但在促进家庭-工作平衡、3岁以下儿童托育服务、家庭津贴等方面依然存在很多不足。另外,目前我国社会政策和公共政策缺乏性别视角,如产假延长虽然有利于保障女性孕产期的顺利度过,但很可能会增强就业市场对女性的隐性歧视,削弱女性的就业地位。因此,在家庭政策设计时,应该纳入性别视角,体现性别平等与公平的理念,注重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如男性、政府部门、企业等。从长期来看,女性面临的家庭-工作双重角色冲突是影响生育率变化的重要决定因素,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促进性别平等,降低女性家庭与工作之间的冲突,将有利于生育率增长和人口均衡发展。最后,家庭政策的改革与发展离不开社会环境的支持与配合。社会环境和价值观念对生育率的影响已经被人口发展的历史实践所证实,在新的人口背景下,鼓励夫妇生育、促进家庭福利,必须积极创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在制度安排、公共服务、文化氛围等诸多方面推进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

六、低生育率背景下的人口老龄化

目前,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困扰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全球性问题。在宏观层面,人口老龄化进程推进会加重社会抚养负担,导致政府公共财政支出增加,社会经济发展活力降低。在微观层面,人口老龄化给个体和家庭造成沉重的养老负担,影响家庭福利。从老年人自身角度出发,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势必对其老年生活提出挑战,影响老年人的身心健康。

针对生育(或子女状况)和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分析是与会学者们关注的重要领域。首先,我国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受子女状况的影响。子女数量显著影响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至少有一个或两个子女对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子女的性别结构并没有显著影响。此外,子女获得的成就、为老年父母提供的支持以及父母对孝道的态度也会影响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其次,居住模式也是影响老年人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与和他人同住的老年人相比,独居老人表现出更强烈的孤独感,并具有统计稳健性。第三,老年人身体健康与子女的社会经济地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我国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和城乡差异,受子女社会经济状况的影响也因性别和城乡不同而有所不同。除农村老年母亲外,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与子女受教育程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老年人失能状况与子女经济地位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在城镇老年母亲群体中最弱;城镇地区子女的社会流动对父母的失能状况具有负影响。

在低生育率背景下,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也在悄然变化,“三明治一代”(Sandwich Generation,是指需要同时为子女和老年父母提供照料服务的一代人)越来越普遍。据研究显示,“三明治一代”已经占英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他们需要同时照料老年父母以及孙子女。与男性相比,女性被“三明治”的比例更高;一半左右的“三明治一代”在同时照料老年父母和晚辈;“三明治一代”为晚辈提供的照料明显多于老年父母;家庭照料在不同代际之间属于竞争性需求,同时照料两代人实际上会减少对某一代或者对两代的照料。

总之,在后人口转变时期和低生育率背景下,人口发展面临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对社会、经济、家庭及个体产生深远的影响。为积极应对后人口转变,应推进家庭政策改革和完善,创建家庭友好型社会,为促进家庭福利和人口均衡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基础和社会环境。

(来源: 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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