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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文振:性别平等与全面二孩新政

时间:2016-02-02 来源:365体育投注

        【内容摘要】实施全面二孩生育新政既增加了每个家庭的生育选择权益,也让生育主体特识别是母亲多出一份生还是不生的纠结。本文集中探讨已婚女性在二孩生育政策背景下的生育纠结与化解。分析结果表明,二孩生育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口再生产,而是涉及个人与社会、女性与男性之间的文化与制度互动,没有传统性别文化与制度的变革、职场和家庭领域男女性别关系的调整,全面二孩生育新政的预期人口效应是很难实现的。

       【关 词】性别平等  全面二孩生育政策 生育主体   

       【作者简介】叶文振,中国妇女研究会副会长、厦门大学兼职博导、福建江夏学院教授

       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提出后,立即引起比两年前“单独二孩”生育政策出台更为广泛和强烈的包括学术界在内的社会回应。而且在这些回应中,还出现一些富有社会性别意识的议论,尽管相比声浪不是太高,但它们的社会性别意义却不能低估,因为没有妇女,就没有人类;没有妇女的生育热情和行动,就不可能把二孩生育新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完善我国人口发展的红利。本文主要以高校女教师这个生育群体为例,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具体探讨我国已婚女性在二孩生育政策背景下的生育纠结与应对。

一、生育新政出台的主要依据

相对于两年前出台的“单独二胎”生育政策,全面二孩政策依然体现国家卫计委所认为的三方面意义:第一,调整完善生育政策顺应群众期盼,有利于彰显以人为本的理念,改善出生人口性别结构和家庭人口结构,增强家庭抵御风险能力和养老照料功能,更好地促进性别均衡、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第二,调整完善生育政策有利于防范掉入低生育率陷进,减缓人口总量在达到峰值后过快下降的势头,有利于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和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第三,调整完善生育政策有利于保持合理的劳动力数量和结构,延缓人口老龄化速度,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中新网,2013)。一些人口学专家也给出他们的解读,认为政府允许单独夫妇生二胎,主要是出于降低老龄化程度、增加劳动年龄人口、促进出生人口性别趋衡和家庭发展能力提升的综合考虑。还有大众媒体也跟进分析,强调实施全面二孩政策,有利于优化人口结构、缓解家庭养老问题、以及降低人口控制政策风险(法律快车,2013)。所以,不论是国家卫计委,还是人口学者和大众媒体对生育新政的解读和宣传,基本上都是从人口和家庭的角度来解释出台生育新政的现实依据和目的,也就是通过“全面二孩”的生育增量来防止人口总量的过快下降、人口年龄和性别结构的双失衡,以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但是,如何站在作为重要生育主体的女性立场上,从二孩生育和她们生存与发展的关系中,深入分析生育新政到底会给她们带来什么样的性别影响,需要不需要同时设计相应的政策配套来抵消这种影响,当时并没有作为出台“单独二胎”这个生育新政一并加以考虑的出发点和政策内容,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再一次在这里脱节,女性的生存与发展再一次让位给对人口问题的公共治理。值得欣慰的是,两年后的今天,生育决策上的这些欠缺得到了重视与弥补,自从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以后,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又很快分别专题讨论和细化了对生育新政的多重意义和实施配套,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在第18次会议上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做出相应的修改。

由此看来,全面实施二孩政策,既是对实施36年之久的一孩政策的再一次动态调整,又是顺应我国人口现状和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且还是回归人口发展的内在规律、促进我国家庭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所以我们不能低估这个生育新政出台的民族繁衍与国家富强的意义(叶文振,2015);与此同时,我们还要从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视角,分析在现有性别制度与文化的背景下,全面二孩生育新政推出可能带来的不同性别效应,把消除再生育现实纠结的性别差异也纳入生育新政的考虑范畴,把解除女性生育的所有后顾之忧、增加生育的女性净收益,也作为出台生育新政的重要依据。只有这样,才不会在推出生育新政时,用家庭风险替代了女性性别风险,以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要性掩盖了两性之间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否则,缺乏社会性别和性别平等意识的决策过程,往往会忽视了公共政策可能产生不同的性别效应,最后在治理社会问题时,要不出现脱离性别现实的政策误判,要不就是以一个性别的利益受损作为代价的(叶文振、孙琼如,2012)。

二、生育新政带来的性别纠结

      

从中外调查的结果来看,男性一直要比女性更想多生多育,如果这里不出现家庭内部强制性的生育的话,那么当初“单独二孩”政策的遇冷,还有现在对“全面二孩”政策的犹豫,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归因于女性这个生育主体的性别纠结。

就一般的现实情况来分析,已婚女性,尤其是城镇的职业女性,生育二孩的纠结主要集中在:一是为孩子的身心健康而纠结。作为母亲,每每看到先天的残缺与后天的疾病困扰着孩子,她们比谁都心疼与自责。所以,面对自己身体状况不佳、生育年龄增长、育儿奶粉等食物安全系数下降、环境污染日趋严重、妇幼保健质量走低,以及政府公布的逐年走高的新生婴儿残缺率数据,这种纠结是在所难免的。

二是为孩子的教育培养而纠结。不论是家教、学校正规教育还是社区社会教育,其成效和导向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二孩生育的意义与价值。可是而今孩子的教育却不是每一个家庭,特别是年轻的“双职工”夫妇凭借个人努力所能把握的。亲子教育的不到位、家教理念的不正确、优质学校教育资源的不充足、补习班和才艺培养的高收费、社区社会育人环境的不完善,都在影响孩子的后天长成,这势必会造成生育选择困难。

三是为日常照看而纠结。多一个孩子,不但要增加很多相关事务,单单陪伴孩子所需要的时间、经验、能力等,就是一大难题。父母年龄大了,让他们一直帮忙抚养不现实;请保姆既增加成本,又放心不下;在学校寄读可能不利于孩子成长。这些都会造成生育选择时的犹豫。

四是为孩子的抚养负担而纠结。一方面,随着物价上涨与抚养标准的提升,每个孩子的单位抚养成本越来越大。1996年我在厦门对孩子抚养的经济成本做了一个抽样调查,当时把1个孩子抚养到16岁大约需要12万元,年均约7500元(叶文振,1998)。而到了2013年,《经济学人》援引瑞士信贷当年的一份报告表明,在中国,一对夫妇每年平均要在孩子身上花费2.25万元,直到孩子年满18——这比平均每个城市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4还要多。另一方面,工资上升幅度有限,再加上买房、购车以及赡养老人的经济压力,更是“雪上加霜”。

五是为生育的机会成本而纠结。这是一个男性所没有的女性性别纠结,那就是二胎生育和职业发展之间的矛盾,或者叫做二胎生育的机会成本约束。“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将使女性面临更加严峻的就业挑战。对未生育过的女性来说,她们将遭遇更为严重的劳动市场上的性别歧视,企业可能因为要负担女性员工两次生育影响工作的成本,而不愿意招收她们。对于已经生育一胎的女性,本来已婚已育又有工作经验的职场女性是企业招聘中的“强势群体”,而今因为存在再生育的可能性,她们也陷入劣势。至于在业女性,她们的职场前途将被再次生育所中断,甚至一些用人单位在女职工怀孕、生产等时期,以各种借口对女职工给予调岗、降薪甚至辞退,侵犯“三期”女工的合法权利。其实这些职场熟女已经成长为单位的中流砥柱,再次生育,在她们看来意味着又得“牺牲”两到三年的时间,升迁之路被阻不说,还有可能导致自己辛苦打下的江山拱手相让。她们面临着比生一胎更为艰难的“生(育)与升(职)”的抉择(叶文振,2016)。

对于高知女性、如高校女教师来说,二孩生育的纠结则更加严重,主要表现在:一是它明显提高了高校女教师生育的机会成本。高校教师的职业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更高学位的攻读和更加持续不懈的学术研究和交流,否则一直徘徊在低职称上的工资收入不高和心理落差加大都会加重对自己职业发展前景的无望和无助。所以,一次生育就意味着不得不放弃一次攻博的机会,甚至产生一辈子都无法获得更高学位的风险;一次生育就意味着不得不降低自己单位时间里的研究产出,甚至影响育后学术生涯的状态恢复、后劲形成、以及合作互助;进而一次生育就意味着可能职称再也上不去了,不得不调低自己的最终职称目标,也可能不得不放弃所钟爱的大学教职而转岗做行政,或者离开大学校园去从事其他职业。一方面,她们需要追赶上学科知识不断加快的更新速度,另一方面,她们也不可避免地更多受到家庭、社会和个人心理的角色压力(梁静,2014),母爱与爱教两全不能其美是高校女教师面临的一大纠结。

二是它显著提升了高校女教师对生育的个人要求。专业教学和科学研究让高校女教师更深刻地了解到,父母婚姻稳定美满、父爱母爱时常伴随是一个孩子健康成长的最重要情感和心理保障,为出生孩子建构一个完整、有爱的家庭也成为她们职业以外所尽力而为的一个使命。但是,在经济社会双重急剧转型下,我国离婚率的一直攀升,离婚后男性对父亲角色扮演的不尽心,都让高校女教师心有余悸,对婚姻可持续发展的担心越多,对再生育的意愿也就越低。另外,高校女教师还会对生育质量、对孩子未来的成功提出更高的要求。自己是名校高才、是留洋博士、是教授名师,很多情况下不能容忍孩子只上不见经传的大专院校、只拿一个国内的专业硕士、只从事专业知识含量不高的一般工作,当孩子的培养与自己的成才过于紧密相接,只许更好,不忍低就,都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再生育压力。还有高校女教师由于一直攻读学位,一般都比较晚才结婚,进而也推迟了适时生育,不少人都成了高龄生育的群体。高龄生育的高风险与对孩子身心健康的高要求之间的不对称,也给高校女教授多出一份对孩子质量的忧虑。

       三是,相对比来看,我国社会特别是男性群体对“三高”优质女性的刻板印象与制度歧视,则是高校知识女性不敢生育二孩的最大顾虑。传统性别文化中的“男高女低”、“男强女弱”在“三高”女性面前的现实瓦解,并不能自动地带来男性对男女关系习惯定位的调整,反而在许多情况下导致“三低”丈夫的性别心理失衡,在生育上的纠结与犹豫还可能被丈夫误解为是对现有婚姻的不满意,加重丈夫对妻子看不起自己或者只顾自我事业发展的抱怨与不满,加上“三高”妻子所拥有的更好经济能力、社会资本和职业前景,还降低了丈夫对离婚可能带来的对妻子的负面影响的于心不忍,所以这种传统性别文化往往会给高校知识女性添加更大的婚姻可持续发展的压力,让她们缺乏对婚姻发展态势的自主把控的信心和能力。婚姻不稳定、随时可能出现危机,你又无力与一个性别文化抗衡,逆转不了这种风险,那你还生孩子吗?另外,高校教师职业又让丈夫想当然地认为,把孩子交给你是最可靠的,至少可以确保孩子的学业和考入比较好的大学,在家庭分工上,就更加理所当然地延续性别分工传统,让你全权负责和全面包干,如果出现闪失,还挺理直气壮地把责任都推给妻子,结果自家孩子教育和学校人才培养、家庭事务和科研任务、母亲住家陪伴和教授出外交流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都进一步加剧了,在这样的家庭和学校、孩子和事业关系的预期中,生育二孩的意愿就更加低落了。还有学校层面缺乏社会性别意识和对女性学者性别关爱的制度设计,如以男性为中心和标准的教学过程管理、科研任务分配、教师职称评定、甚至福利保障设计等等,也都让生育变成高校知识女性必须个人去承担的事务,由于生育所产生的各种负担和影响也必须自己去面对与化解。如每天不按时上课就作为教学事故来处理的规定,从表面上看似乎不存在性别不平等,但如果每天早上都要高校女教师去送孩子上学,这就变成了被掩盖的本质上的不平等。所以,所在高校不把社会性别意识和男女真正平等思想纳入到整个学校的管理体系当中,融入到校园文化建设中去,去排解她们的困难和顾虑,高校知识女性的二孩生育热情还是很难能够呼唤起来(叶文振,2016)。

以上的分析表明,我们既要从国家和家庭层面强调二孩新政的重要性,更要从女性所处的性别境况去理解她们的选择。如要让二孩新政如期产生红利,我们首先要把新政实施的落脚点从国家整体转移到家庭个体,尤其是从男性或父亲转移到女性或母亲上来,所谓的生育意愿的调查首先应该是对女性生育意愿走低原因的深入了解。事实表明,性别平等带来女性对公共活动更多的参与和对先进文化更多的接近,将会转变她们传统的生育观念,用偏重质量的没有性别偏好的更负责任的生育意识取而代之,她们也能够在家庭环境里平等地参与生育决策过程,表达自己的生育意见,并拥有较强的个人能力和家庭资源去高质量地生育和抚养适度规模的孩子。二孩新政的红利取决于每一个城镇女性的再生育意愿和行动,更离不开保护和支持女性生育热情并转为行动的一个男女平等的先进文化与制度环境,换句话说,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真正意义上的贯彻落实,是计划生育基本国策有效实施不可或缺的一个先决条件。

三、再生性别纠结的应对策略

为了激发已婚女性再生育的积极性,让二孩生育新政充分地呈现出预期的人口效应,我们需要在社会、单位和家庭等层面全面贯彻习总书记在联合国全球妇女峰会上的讲话精神,真正做到尊重女性、爱护女性,把促进妇女全面发展与实施生育新政结合起来,在男女平等合作中,夫妻共建共享一个拥有两个孩子的幸福家庭一定会成为我国婚姻家庭与人口发展的新方向(叶文振,2015)。

       在社会层面,我们应该把生育从过去的女性性别行为、家庭私域行为上升为代表国家利益的社会公共行为,注入更多的政府责任与公共资源,通过文化与制度的变革与创新,把再育的女性性别成本外化为社会成本,解除女性生育的后顾之忧,增加生育的净收益与幸福感,努力建设一个善待母亲的知恩社会。首先要尊重当代女性个人价值体现与家庭生育奉献并重的性别要求,通过更加严格的对劳动市场性别歧视的监控,更加完善的女性生育社会保障体系的实施,以及更大比例的女性生育劳动成本的社会转移,来有效地降低女性因为再育而不公平承受的制约职业发展的机会成本,把过去对多育的职业机会成本约束转化为不断下降的职业机会成本,甚至产生职业机会收益的激励。其次要关注生育周期拉长带来对女性的健康挑战,过去严控生育的一次性医疗保健要拓展为惠及女性一生的社会健康保障,使女性不仅不会因为二孩生育而伤及她们的身心健康,而且还要用更好的身心健康来支持二孩生育和培养。对女性倾斜性的、宽口径的生育保健支出要纳入公共财政预算体系,妇幼医疗保健服务要更加优质化、便利化和低成本化,过于集中的妇幼医疗保健机构应该更多地化大为小进入各个社区,就近提供服务。第三要化解孩子教育成本对生育的强约束,对女性经济、时间、精力和心理上的过度挤压。我们既要把九年义务教育前后延伸到包括学龄前幼儿教育在内的十五年义务教育,又要把要花费女性大量经济开支与时间陪伴的各种才艺发展与学业补习纳入公共教育体系,更要在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之间明确分工,杜绝目前学校教育过度家庭化其实就是母亲化的现象。校车的安全接送服务要完善与规范,各级学校的营养安全午餐制度要推行起来,甚至推迟孩子放学时间,并用于辅导孩子的课后作业,以及培养孩子的团队意识和个人才艺兴趣与能力,以有效地减少母亲多次接送上下学、准备午餐和晚上陪伴孩子学习的时间与精力的耗费。最后还要在社会层面营造一个提升高素质女性婚姻市场行情、提高婚姻生活质量、维护婚姻关系稳定的文化与制度氛围,尤其是降低婚姻变动给母亲和孩子带来的经济和心理伤害。婚姻市场上男性对优秀女性的刻板印象与低就意识将一大批高素质女性搁置在婚姻关系之外,让她们失去了对二孩新政做贡献的机会;把握不了婚姻未来的女性出于对孩子的考虑以及对自己在再婚市场上行情的担心也会在再生育的路上止步。

       在单位层面,我们应该把单位的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结合起来,把女性用工成本与男性用工成本结合起来,自觉地用体现社会责任的对女性劳动资源的爱护替代只重市场利益的对女性雇员的排斥,努力建构一个生育友好型的现代企业或单位。在这方面,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首先要带起头来,一方面全面认识和充分挖掘女性雇员或工作人员的劳动效率和性别潜力,防止只从阶段性的直观角度甚至沿袭传统观念低估女性的职业发展与贡献,其实从长远和综合来看,排除社会对女性不公平的家庭赋责以后的女性职业热情、工作付出以及岗位创造都不存在与男性显著性的统计差异。另一方面要整合单位的合理资源,通过有针对性的服务延伸和工作方式的创新,如企业食堂的外卖服务、互联网技术的应用等等,适度承接女职工的家庭劳动负担和便利她们怀孕哺乳期间能够居家上班。总之,用人单位出于对生育意义的认识而做出各种人性化的爱护和安排将会有效地缩短和减少女性生育的恢复期和对工作的影响。

在家庭层面,我们应该把女性单性化承揽的生育和养护过程转变为男女双性化分担的家庭建设工程,努力创建一个平等以待、合作有爱的和谐家庭。男性介入孩子生育和培养过程既是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应该尽到的家庭责任,又是作为一位公民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应该担当的社会义务。实际上,生育给女性带来的工作亏损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我国已婚男性在家庭领域的性别缺失,而且还给孩子的性格形成和父爱的分享带来明显的缺憾。因此,让二孩父亲适度放生育假期也是一个非常有社会意义、并形成男女平等效益的制度安排,它对协调女性二孩生育与职业发展的矛盾将具有多重的正面功能!已婚男性对家庭事务的担当,还会让妻子多一份身心上的轻松和愉悦,以及从夫妻彼此善待、精诚合作中不断强化对婚姻关系稳定、对职业和家庭协调发展的信心。

参考文献:

1中国新闻网20131115

2、法律快车,20131118

3、叶文振,“二孩新政:促性别平等、为生育回暖加温”,中国妇女报,2015.11.3

4、叶文振、孙琼如,“公共政策的社会性别分析”,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3年第3

5、叶文振,孩子需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6、叶文振,“二孩新政与理性回应”,福建教育,2016年第3

7、梁静,新形势下高校女教师如何发挥自身优势,教育教学论坛,201451

8、叶文振,“生育新政:高校女教师的挑战与应对”,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6年第1

9、叶文振,“二孩新政:促性别平等、为生育回暖加温”,中国妇女报,2015.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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